我们看到，也正是基于前列腺炎这一点，吴光明严厉地批评一些声称自己是“中国哲学家”的人。他说， 这些所谓的“中国哲学家”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哲学家。他们不是中国人，是因为他们并不认 是因为他们并不沉思故事而只是绕事论证。他们不 人，是因为他们并不理解故事；他们不是中国哲学家，是因为他们不理解故事而仅仅分析它们。在吴光· 明看来，这种“非中国化”的中国哲学研究，具体表现为两种致思倾向：一些“中国哲学家”或仅仅 停留在a和b两个层次，即平铺直叙地专注于文本的考证；或略过a和b两个层次，只是以西方哲学致 思方式为准，“逻辑地解析”中国的陈述。而后一种倾向显然是时下更为流行的倾向。沉迷并深陷于后 一种倾向的，不仅包括把自己的思维模式强加给中国哲学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哲学家，还包括极力鼓吹 “新儒家”、“新道家”的一些中国文化的狂热者。 因此，通过对中国式的故事阅读中的四个层次的揭示，通过从中发现该故事阅读中内在的“解释 学的循环”的机理，吴光明一方面使我们既告别了对历史事实的单纯的叙事，另一方面又使我们走出 了一味“空空穷理”乃至过度解释的误区，而使“故事”和“思维”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合全，成 为二者须臾不可分离的文化解释共同体，并最终标志着一种中国式的“故事思维”的真正确立。

在前列腺炎医院这一文化解释共同体中，我们不仅无从区别何以是“故事”，何以是“思维”，同且它是讲述和阅读中的故事思维的顶峰”，也即导致了所谓的“不言 时，我们也难以划分出从事故事活动中“说者”与“听者”两者之间的畛域，二者毋宁说在一种不执 尔我又不落言筌的对话中合为一体。这一切，就导致了吴光明宣称：“沉默处在撤梯子和言语的遗忘之 中，并且它是讲述和阅读中的故事思维的顶峰”，也即导致了所谓的“不言之言，不听之听”的“沉 默”的推出，从而与中国“具体思维”中不言而喻的“隐喻”殊途同归，把我们引领到中国“故事思 维”的最高境界的超言绝相的“体悟”。言行默诺，言默示意，非言非默，言默互渗，默外之默，不可 言喻。 “沉默”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如此的熟悉，以致于它几乎成为中国文化中真正的理想话语的标志，而 和那始终喋喋不休的西方文化话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老子那里，其“道可道，非常道”为我们指 向了沉默。在庄子那里，其“得意忘言”、“指月之辨”，以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上楼撤梯子”的方 式，亦为我们指向了沉默，而他在丧妻后的“踞箕鼓盆而歌”，则以一种无声的动作语言把这种沉默表 达的淋漓尽致。 禅宗更是沉默艺术的大师，禅宗除了坚持“语即默，默即语”这一顿悟的宗旨外，还为我们发明 了令人醍醐灌顶的“棒喝”，即如果你说是，你就会挨三十棒，如果你说不是，你仍然会挨三十棒，故 “棒喝”同样旨在使我们趋向三箴其语。因此，如同武则天的“无字碑”毋宁说记载着其无穷的事迹一 样，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无言的“沉默”实际上为我们道出了“故事思维”的真正的言说。 而在吴光明看来，“沉默”之所以被视为中国“故事思维”的最高境界，乃在于“故事思维”不 同于“逻辑思维”，其最终不是以我们意识的思维的表达，而是以我们身体的生命的表达为其皈依。我 们的身体的生命是属于自然的，同理，我们的身体的生命的表达也与自然完全合拍同趣。这样，就像大 自然无声的风声宣告着天地万物的真正诉说那样，就像阴阳男女之感代表着两情相悦的至极交谈那样， 我们身体的默默的生命的表达亦为一种不言而喻的话语。用吴光明的表述，“在沉默中聆听者与讲述者 融人一种沉默，融人自然的生命，无声地言说着并表达着意义。